平民少帅:专访李金城
已阅读:18282次    发布时间:2004-01-12 10:22:00    中国青年      

  
简历:李金城,安徽人,1980年从兰州考入上海铁道学院,1984年毕业后分配至铁道部第一勘测设计院工作,在基层外业勘测队(12队)一干十年,先后参加候月线、兰武电气化、孝柳线、宝中线、昆玉线、灵武线、兰新线、包兰线、陇海线等项目的勘测工作及三峡交通专用公路、尼日利亚铁路技术改造等重大项目工程。1991年担任12队技术队长,1994年担任铁一院兰州分院院长助理及副院长,2000年6月担任青藏线初测工作现场指挥,2000年12月,调任青藏铁路项目总工程师并兼任铁一院青藏铁路指挥部副总指挥长,开始接受新的考验。

  2001年7月13日带着北京申奥成功的喜悦,我乘火车赶往兰州铁道部第一勘测设计院,采访青藏铁路的总体(项目总工程师)——李金城。

  在我的印象里,作为少帅,古有薛丁山,今有张学良,个个精神抖擞,潇洒倜傥。而今坐在我面前的李总,寸头、大个儿、黝黑的皮肤、浅灰的衬衫,鼻梁上一幅硕大的碳素框眼镜透出一脸的憨厚。精神虽然抖擞,但潇洒倜傥就谈不上了。要不是坐在铁一院“总工办”的办公室,拿着青藏线项目总工程师李金城的“片子”,我怎么也不敢相信眼前这位老大哥就是轰轰烈烈青藏线的总体!
  “您可真不像总体。”我直截了当地说。
  “是吧?”李总笑了笑,坐下来,点上了一支“黑兰州”,“兄弟,有啥像不像的,咱本来就是个普通人,没什么大架子,你别见怪。”
听了这句话,我一颗悬着的心立刻有了着落——这次采访好像成功了一半!和这样爽快的人聊天是一种快乐,不会有仰视的压力。“李总,从‘金城’这名字看,您一定是兰州人了!”
  “我可不是兰州人,我是安徽人,这名字是我父亲给起的。可能是为了好记吧,我就叫了个‘金城’,我弟弟叫个‘春城’。一南一北两座城!哈哈!”
“那您可和兰州有缘了,十几年的外业工作,您现在更像是个地地道道的西北汉子了!”
  “是啊,现在工作在兰州,家也在兰州,我也是大半个兰州人了。”
  ……
  我们的谈话愉快地进行着,话语间,李总那种西北人的豪气不时地感染着我。  我也越来越佩服这位平民少帅了。

“上青藏线就像上战场!”

  自从上了青藏线,李金城的体重从166斤锐减到134斤。青藏线一个来回2000多公里,他跑了已经10万多公里了!沿途每一个点的基本情况,没有人比李总还熟悉。今年前半年李金城在家的时间只有一周,回了家也是肯定有事:准备提纲,整理数据……刚刚四年级的女儿递上一杯茶,家里就成了他的第二个办公室了。我问他上山后有没有反应,他说:“说没反应那是吹牛,‘到了五道梁,哭爹又喊娘’,‘西大滩得病,五道梁送命’,听听这些老人的俗语你就知道山上的环境究竟有多恶劣了!我的反应还算轻的,就是头疼得厉害,感到精力不够,反应迟钝。可我的反应再大也不能说呀,山上三千多弟兄,谁倒了我也不能倒呀!”
  “要说最苦最累的还是基层出外业的弟兄们,一周洗不上脸,一个月洗不上澡,吃不上新鲜菜,喝不上干净水……这些对他们来说已习以为常了,有的弟兄被野兽围困,趴在钻井架上一夜下不来,类似这样的事在队上也不再是新闻了。可以这样说:弟兄们是在预支生命!上了青藏线就像上了战场一样,在这里没有人再计较个人利益了,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完成任务!队友之间的感情就是战友之间的感情。大道理在这里是不管用的,当你真的和队友们一起顶着暴风雪在藏北无人区挺进的时候,当你真的和兄弟们一起冒着瓢泼大雨从沼泽里往外拖车的时候,这种感情就会油然而生。
  “说实话,我们的队伍是好样的!在今天这样一个商品社会中,还能有这样一群年轻人宁愿如此奉献,在有些人看来也许会觉得他们很傻,但在我们看来,我觉得很值,傻也就傻这一回!等六年后,青藏线通车了,那可是我和弟兄们最骄傲、最幸福的时候!这条线是弟兄们用自己的身体修建的。”
  李金城的情绪有些激动了,我可以看出弟兄们在他心中的位置有多重要!

“喝酒喝多了最遗憾。”

  李金城当总体,是实实在在干出来的。从他的嘴里下出的任务,手下的弟兄们没有完不成的!这靠的不是嘴上功夫,凭的是十几年的基层工作经验,靠的是过硬的技术功底和平易近人的领导作风。用一句流行的话说,靠的是李金城的“人格魅力”。
  “李总,您这次被委以重任,担当起了青藏线的项目总工程师,您觉得难度在哪儿?压力有多大?”
  “原来在12队当技术队长的时候主要负责技术方面,是‘你让我怎么干我就怎么干’;调到分院当副分院长以后主要负责管理方面,是‘我让你怎么干你就怎么干’;现在当总体就不一样了,既要负责技术又要懂得管理,从第一步踏勘到最后竣工都要全权负责。院里给我配了五个副总体、60多个专册,可想而知它的难度了!”
  李金城掐灭了烟头,从桌上的烟盒里又抽出一支“黑兰州”点上,据他说,上了青藏线以后他的烟抽得更凶了,一方面是因为压力太大,工作太多,另一方面他说抽烟有助于吸氧。
  “干上青藏线以后我瘦了三十几斤,其实真正的原因并不是高原反应,主要还是精神压力太大。首先是感到自己的知识水平不够,对于自己的勘测设计专业以外的站后专业包括运营管理等方面的知识欠缺的很多,一有时间我就得补补课,不然这么大一个总体什么都不懂,整天问这问那哪儿像话呀!非得自己搞明白不行;另外就是觉得任务重大,这是党中央和全国人民都万分关注的民心工程,连总理都几次批示,铁道部长更是关注,上次我陪部长视察,从早上五点到夜里一点,我一路上都在向部长作汇报,一大堆的卡片、图纸我准备了好几个晚上,都记在脑子里了;还有一个压力就是来自我手下的这帮弟兄,他们真的是在卖命!一次,12队地质组的一个小队员出外业挖坑取样,天黑了,车子没找到他,他就一个人扛着仪器和土样从无人区步行三十多公里,回到营地已经是第二天早上了。看着手下的弟兄这样卖力气地干活,我真怕自己干得有一点儿不好,对不起这帮弟兄们!”
  “那您在青藏线上有没有遗憾?”
  “遗憾?”李金城欠了欠身子,停顿了一会儿,“好像没什么遗憾,要说有的话那就是喝酒喝多了最遗憾吧!哈哈”
  这回答让我着实摸不着头脑,“喝多了为什么会遗憾呢?”
  “对呀!本来弟兄们干得好好的,你喝多了把人家给平白无辜地训一顿,酒醒了,就遗憾了呗!不过叫出来坐坐,说开了就好了,互相都不会往心里去的。”

我也有失意的时候

  李金城一年有一半以上的时间不在家,这是干他们这一行的应该早有心理准备的,“一年出两次差,一次5个月,”这是他们的工作。由此带来的最大问题就是家庭矛盾——没成家的成不了家,对象刚见完一面就出外业了,一走半年,黄瓜菜都凉了;成了家的顾不了家,孩子不认识爸爸,回家一趟孩子大了,老婆老了,更不用说一家三口去旅游了。
  “李总,您从一参加工作就在外业队,家里一定为你付出了不少吧?”
  “是啊,我爱人和孩子我一个都照顾不上,我欠家里的太多了!孩子三岁以前在姥姥家长大,现在四年级,独立能力很强,从来不向我提任何要求,我们交流的机会也很少很少,我一回来就马上给我倒水。搞得我这心里高兴也不是,难过也不是。
  “我爱人是湖北人,历史学博士,在兰州大学出版社工作,人很好,从小受传统的教育,对我的工作也很能理解。”提起妻子,李金城的脸上撒满了幸福,“他是我爸爸的硕士生,那时候经常来我家;我经常出外业,也很少能接触到女同志,见得最多的就是她了。她也觉得我这人看着比较老实厚道,又都是南方人,就这样‘上当受骗’了。实际上她亏了,但现在后悔也来不及了,哈哈!”
  为了李金城,他妻子放弃了太多的机会了,“她研究生毕业后想去深圳工作,但我觉得一方面铁一院对我不错,我不好意思说走就走,一方面我这人也不好动,就好说歹说把她给留下了;前两年她又有一个去日本进修的机会,可她走了我就得留下来照顾孩子,不能出外业,于是分院领导几次上家里来做她的工作,终于还是说服了,又没走成。类似这样的机会她放弃了好多好多。这也是我觉得最亏欠她的地方,这辈子也还不上了。”
  “那我觉得您挺有福气的,事业上从基层做起一直干到总体,家里又有这样一位贤内助,替您照顾一家老小,算是家庭事业双丰收了,在您的生活中有过失意的时候吗?”
  “当然也有失意的时候了!当我还在分队的时候我爱人就是研究生了,她挣得也比我多,有时候她也不理解我,发发牢骚:什么一年到头见不上面啦,家里啥都不管啦,工作没有进步啦,十年啦还在外业队啦……其实女同志发脾气,你别理她就好了,她也就是发泄一下而已,但我听着心里不是味儿呀!组织上领导批评那是应该的,没有批评就没有进步,但爱人说你没进步、没出息,那心里可真的不好受啊!觉得自己一事无成,一点儿成就感都没有。我觉得这是我最失意的时候了。”

“人生太短暂了,你折腾啥?”

  “李总,既然你的工作这么辛苦,你又有技术,干嘛不换个工作呢?难道你喜欢你的这份工作吗?”我总觉得有些不理解:现在这个物欲横流的时代,讲求的就是个人的发展,人人满眼满脑的都是名和利。就算李金城不稀罕过纸醉金迷的日子,难道“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的原则你也不遵守吗?
  “我原来的大学同学有好多都改行了,有的自己承包了施工队,现在资产有几个亿!但说实话我还真的不羡慕他们,你觉得奇怪吧?其实一点儿也不奇怪,现在的年轻人有他们的新思想,骨子里就有不安分的因素,动不动就跳槽,换工作。我弟弟就是这种想法,他总觉得我傻,不会往上爬。他们现在的想法我虽能理解,但不能接受,我们这代人是承上启下的一代,但又比较靠上。我比较重感情,单位对我一分好,我就想给单位十分的回报。在设计院工作,虽然身体上受点儿罪,但心情会好一些,不会有那么多商场上的尔虞我诈,勾心斗角。人活着心情愉快最重要,整天斤斤计较的话你是自寻烦恼,少活多少年!何必呢?”
  “那您看来是一个知足常乐的人了?”我开始比较欣赏他的人生观了。
  “我很知足的!尤其是‘死’过两次以后:第一次是1996年参加尼日利亚铁路恢复改造的时候,我完成了一段基点埋设任务后没有发现前面丈量组给我在铁轨中留下的纸条,迷路的我想沿着大沟走出去,直到体力耗尽我发现没希望了,于是我开始往高处爬,希望日后队友们能找到我的尸体,我在树枝上挂上了我的水壶和背包后继续前行,直到体力不支而晕倒。再醒来的时候已经是满天星斗了,求生的本能促使我又一点一点向前爬。天快亮的时候我终于爬到了公路边,当队友们找到我的时候,我已经只有一口气在了。
  “第二次是去年9月。40公里的藏北无人区会战,我们要步行二十多公里才能到达工地,就是背着仪器往返一趟也够受了,更何况干活呢?于是我们决定带上干粮,干完再出来。两天两夜的工作,零下20多度的低温作业,干完活每个人都精疲力尽了,我们又开始摸黑往外赶。在离公路五六公里的地方,我的腿突然不听使唤了,倒在沼泽中起不来。我就命令队员们把仪器留下来由我看管,让他们先走出去,等天亮了再开车来接我。但他们死活不肯把我丢下,硬是把我抬出了无人区。回到驻地已经是晚上9点多了。
  “从那以后,我就觉得人生实在是太短暂了,你还折腾啥?一生中能做几件大项目不容易,我觉得我也值了!我做人没什么野心,对于钱我也没什么要求,有就多花,没有就少花,有口稀饭咸菜我就可以了。钱这东西,你也没法儿比,比你有得多的是,比得过来吗?气一身病就不值了。相反,有个好的工作环境,有个温暖的家,有个愉快的心情,挣的再少,我也愿意。当领导的就那么几个,难道老百姓的生活就不幸福了吗?更何况有时候光靠能力强是不行的,还得有机遇。对于我来说,这回当总体就是一个机遇,一个转折。其实想那么多也没用,该你当的时候,不用你去找领导;不该你当,你找了领导也没用。咱们是做老实人、办老实事嘛,当了领导也一样。”

做人有好多种活法

  兰州的采访结束了,明天我将踏上青藏线,去认识一个个活生生的青藏线队员,见识让人“哭爹叫娘”的五道梁。李金城的话还不时地从我的头脑里冒出来,让我知道今天的社会中还有这样一种活法,还有这样一些人,像今天见到的这位青藏线上的平民少帅一样,活得这么豪爽,活得这么快乐。
  原来做人有好多种活法,其中一种就像李金城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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